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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的感悟与舒展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于永正:退休后我终于明白了教育是怎么回事  

2016-10-08 10:49:43|  分类: 美文引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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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是悲观主义者,不会因为人生快“走到头”了而叹息。我常常想的倒是:假如时光倒退十几年,不要多,只十几年,再给我一次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的机会,再让我教一届小学生,把我现在相对的成熟献给学生,那该多好哇! 

我时常记起江苏省模范教师王树堂先生生前对我说的一句话:“年轻的时候不会教,等会教了,又老了。” 他说出了所有退休老师的心里话,一种带有无奈、伤感、留恋、遗憾的肺腑之言。

难道老师也像庄稼一样,老了才成熟?难道就像红薯一样,从地里挖出来,非得在地窖里放一段时间才甜,才软,才意味着彻底的成熟? 

是的。退休之后的大反思,使我基本上明白了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教语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
因为基本上明白了,所以我退休后才经常想,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,让我再教一届小学生,该有多好!

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,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个孩子,不再只是关注教案、教学……


那是1985年12月底的事。一天上午,我正在为一年级(1)班上说话、写话课。学生正在用心地写我摆在讲桌上的蔬菜、水果,朱飞飞突然站起来说:“林毅尿裤子了!”

林毅是个文静秀气的小女孩,平时很少言语。我对她说:“我不是说过吗?上课有事,可以举手报告。”她低着头,一声不吭。天这么冷,棉裤尿湿了,怎么能行呢!我赶紧请班主任邓桂霞老师给家长打电话,送条裤子来。

下课了,我见邓老师正在炉子上(那时冬天办公室里生炉子取暖)为林毅烤棉裤呢。当时我心里还不以为然。 

这时,办公室里一位年长的老师对我讲起她曾经在报纸上看到的一篇报道。文中说, 一位教一年级的女老师上课时,发现一位学生神色不对,便走到该生跟前,嘴巴凑到他耳朵上悄悄地问:“想解手吗?”该生使劲点头。女老师一拍他的肩,他便飞也似的跑出去了。

可是,好久不见这位小朋友回来,于是这位老师从包里掏出卫生纸,对另一位小朋友说:“你去厕所给他送卫生纸去。”

果不其然,这位小朋友正为没带卫生纸发愁呢! 我为这位老师的善于体察而吃惊,为她的善于推理而敬佩! 听罢,我羞愧之极。我觉得我不配做特级教师。 

如果时光老人再给我十几年的时间,让我重教一年级,上课时我会关注每一位学生,不再只是关注教案、教学。

岂止是教一年级,教任何年级都要认真读每个学生的表情、动作,从中读出他们的内心,并做出正确的判断,采取相应的措施。 

低年级上课中间的短暂休息,我不会只是唱唱歌,活动一下身子,一定会先问小朋友一句:有需要“那个”的吗?尤其是在冬天。我也不会只是那么“正统”地活动、唱歌,我会让学生大吼几声——有字无字都行——让小朋友吼出精神、吼出气势、吼出劲头、吼出笑声。 

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,我会让学生从我这里体会到尊重、平等、民主……

在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中,把犯了错误的学生“请”到办公室里去,是常有的事。“请到办公室”,是表示该生所犯错误已十分严重。当众这么“宣布”,也想“警示”其他学生。 


问题还不在这里。问题在犯错误的学生到我办公室的“待遇”:他必须标准地立正站着——脚后跟靠拢,两臂下垂,中指贴在裤子缝上。如果不“标准”,我便命令他“站好”,随即强制性地“纠正”:比如用脚踢他的脚后跟。这实际上是体罚。这种做法,哪里有尊重可言!哪里有平等可言!哪里有民主可言! 


最近读了张华教授的《论我国课堂教学转型》,深受触动。 文章说:


“今年8月31号,我儿子上小学了。第一天是家长开放日,学校的第一件事是:行为规范。怎么坐,怎么站,手放到哪里,怎么走路,怎么排队……老师早已规定得好好的,而且每一个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和惩罚作保障。随后的任何学习都是这样。

现在,我们很多美其名曰‘培养学习习惯’的做法,就是强化学生不能乱说,不能乱动,整齐地听话……这都是最坏的习惯——没有比限制儿童的嘴乱说、手乱动更坏的学习习惯了,这是成人对儿童施加专制的最司空见惯的方式。” 


他深刻地指出:

“我国教学危机的根源是专制教学。我们把教学当作一个专制的过程,集体对个人,上一代对下一代,上位者对下位者的专制的过程。而且我们每一个人,不自觉地在做一个专制者和接受专制者,这是我最担心的。”


几十年了,我不就是这么做的吗?运用“动物园教育学”——以奖励作诱因,以惩罚作威胁来“训练”学生,是泯灭人性的教育!


假如我回过头来再从事教育,我会视学生为朋友,我甚至不会称他们为“孩子”——叫他们孩子,那意味着我是长者,“平等”就不存在了。


低年级的学生称“小朋友”,高年级的学生称“同学”,同学同学,我们是一同来学习的,是平等的。 他们犯了错误,我可能还会请他们到办公室里谈谈,但是我会为他搬一把椅子,放在我的身边,请他坐下,我甚至还会为他倒一杯水。


我可能很严肃,乃至于严厉,但不会再说“你呀,瞎子害眼——没治了”之类的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。我会以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告诉学生什么叫尊重、平等、民主。 


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,我不会再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……
四十多年来,教的学生无数,但有几位学生的脸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李健、亓庆红、刘云、孙建军……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,孤独的,有的甚至带有哀伤,他们很少言语,早上背着书包默默走进学校,下午放学又默默地回家…… 他们都是被我戴过“差生”帽子的人。


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,要么数学考不及格,要么语文考不及格。每次考试后,我都要宣布分数。念到他们的成绩时,我还故意在分数的后面加一个“大”字:“李健——50大分!”


这种话对学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呀!如果说体罚伤及的是皮肉,那么语言伤害的则是心灵。皮肉受伤有药医治,而心灵的创伤却无药可医。


我是他们的老师吗?我配做他们的老师吗? 不知这些学生现在怎么样,从事什么工作,但我相信,在社会上,他们不会差,他们中肯定有人很有出息。请他们原谅我当年的愚蠢。现在我明白了,人人都是一个大写的“人”,人人都有尊严、有人格,人人都应该得到尊重。


人的智能是多元的,人生下来就千差万别,正因为千差万别,才有灿烂的世界和多彩的生活。不能单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,文化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全部。 可惜,我认识得晚了。


如果我再从事小学教育,我会经常把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告诫自己:这就是你的学生!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


有了这样的学生观,我会认真研究每一个学生,知其长短,让每个学生扬长避短,甚至让一些人变短为长。


我会让每个学生喜欢我,爱上学,爱读书,爱思考。人人尽力了,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。


东方不亮西方亮,分数实在没有多大意义。
如果让我再教一届学生,我希望成为学生的导师,而不是教师!
退休了,还不断吃润喉片,慢性咽炎要伴我终生了。不能怨天尤人,只怪自己四十年来讲话太多。 


课改以前,讲课文里的字词的意思,讲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;课改以来,讲课文的人文性,深挖文字背后的蕴含。难怪慢性咽炎久治不愈。语文能力不是讲出来的,学习兴趣不是讲出来的,情感态度更不是讲出来的。讲,真的作用有限。 


现在看来,过去犯傻了。如果我再教小学语文,我会引导学生多读书,好读书,读好书,读整本的书。不但多读,还得多背——在初知大意的基础上,多背点经典诗文。因为我明白了,学语文靠的是“童子功”——12岁以前,是人学习语言的最佳期。这期间,人的记忆力最好而理解力弱,一定多背。幼学如漆,小时候背熟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。 


我会引导学生在语文实践中养成读书读报和动笔写作的习惯。因为我明白了,教育说到底,是培养人的习惯,学语文是个慢功,是一辈子的事情。人一生以读、写为伴,才会有成就。 


“讲之功有限,习之功无已。”(清颜元语)“导而弗牵”是教学的真谛。教师时代应该成为历史,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导师时代。 


人生是花,语文是根。在我的引导下,每个学生的“根”会长得粗壮、有力。 


做导师而不做教师,我恐怕也就不会患慢性咽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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