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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的感悟与舒展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当我们谈论教育时,我们在焦虑什么?  

2016-11-19 08:01:32|  分类: 关注孩子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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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11-17 师者说
   焦虑越大,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社会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,但将社会“减压阀”和流动“调节器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,也不可能。


焦虑,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普遍心态,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淡定以对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家境更为宽裕的70后、80后成为中国家长的主力军,更多的物质和精力被投入到子女教育中,但伴随着更多的投入不是更多的从容,而是更多的焦虑。

面对各种教育资源,人们似乎有很多选择,但似乎又只有一种选择:学习,考试,成绩。留学热,学区房热,课外辅导班热……各种令人坐立不安的热潮在每一位中国家长周围涌动,似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被裹挟的命运。人们想让孩子拥有学习的快乐与选择的自由,但现实中有多少学校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?人们想让孩子摆脱以学习成绩定优劣的教育模式,但如何能摆脱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升学模式,又如何摆脱看重优质文凭的社会竞争模式?

焦虑的心态,折射的是教育改革滞后于民生需求的现状,更反映出社会板结、利益固化给教育带来的压力。显然,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缓解这种焦虑。当然,焦虑情绪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,是从众心态的产物。我们应该给孩子、给教育改革、给社会进步一些信心,为孩子的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。

当前,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,表现形式和内在因素都有哪些,又能给教育改革带来哪些启示?

“不同的梦想,同一种焦虑”

----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(之一


前段时间的电视剧《小别离》中,无论是富裕家庭、草根家庭,还是城市中等收入家庭,都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,指望教育改变命运,哪怕是早早地就要和父母、同学说再见。

“小别离”反映大时代。对家庭教育选择的微观描写,折射出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感:草根群体担心上升通道被阻塞,寄希望于子女“更进一步”;中等收入人群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已然力不从心,孩子更是“输不起”;富裕群体烦恼于财富传承,担心未来的“不确定性”。

在许多新生代父母的心中,以追求分数为单一目标的教育理念早已不是明智的选择。然而,如何为孩子选择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,依旧令他们备感焦虑。

一方面是人们接受教育理念的多元化,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并不丰富的选择,让年轻一代家长如坐针毡。在教育的道路上,应该尊重孩子自由烂漫的天性,还是帮孩子 适应社会残酷的竞争?


丨“拼起点”还是“拼孩”?

“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,你就进不了重点高中,你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不了重点大学,进不了重点大学等于这辈子就完了。”对于《小别离》剧中女主角童文洁经常念叨的这句台词,13岁孩子的家长张女士也有体会。“孩子每天做作业到半夜,‘有选择’地参加兴趣活动和社会实践,孩子累,大人的闲暇时间也被挤压殆尽。”

上海家长陈先生最近就在纠结要不要早点送孩子出国读书。他说,送出去考虑的不仅是孩子在国内要接受12年的应试苦读,且这种压力和付出不一定能换来以后较高质量的生活。同时,国内学校对健康心态培养、学习的自由度和多元性、对体育的重视度都不如国外,还有食品安全等让人操心的事。但是,出国留学意味着家庭的离别、亲情的损失,孩子能否适应国外环境也是个未知数。

对于选择不出国的城市家庭来说,虽没有别离之苦,但他们也有焦虑,或许是高企的学区房价,或许是愈发火热的补习班。今年8月,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,北京市学区房均价达6.6万元/平方米,比全市存量房均价高出30%以上。其中67%分布在西城、东城、海淀等教育资源集中区域,最贵学区均价超过14万元/平方米。为孩子选择一所好小学附近的房产,是许多家长唯一可以自主决定的事。进入一个好小学,就意味着选择了今后近10年的教育环境——这就是许多家庭“倾家荡产”购买学区房的初衷所在。

“拼孩”则往往通过参加名目繁多的课外补习实现。一位80后白领妈妈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,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费用达32万元。除各种学习用品、生活用品和夏令营以外,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。

如今一些知名的学校已经摆脱了“高压教育”的应试理念,反而是家长们对成绩和升学的期望不减。北京一些名校校长认为,把孩子的成就当成家长人生价值的体现,是多数家长依旧无法摆脱的观念。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认为,新一代家长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了,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。与上一代相比,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得更加实用、功利了,人们对教育的看法也愈加现实。

拥戴“素质教育”却难逃功利心


丨拥戴“素质教育”却难逃功利心

与上一代父母普遍“严厉教养”不同,新生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较为温和,但要求更加全面。“我自己就是十年苦读熬出来的,并不觉得只会读书、成绩好有多么了不起。”一位名校毕业的妈妈说,她也会经常焦虑,但焦虑的方向是如何让孩子多方面的能力获得培养,而不仅仅是学业。

在国内知名家长论坛“家长帮”上,一项针对国内家长关注问题的调查最近公布。这份名为《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》对不同城市6529个家庭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,低龄儿童智力过早开发、中国孩子素质能力缺失等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痛点。

调查显示,在3岁前,近一半的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阅读能力。在中小学阶段,家长反而更担心孩子的生活能力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程方平认为,这反映了当前家庭教育在早期过于重视能力的获得,忽视了性格品质、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素质的培养。

在北京、上海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,认为自己“疲于奔命”的家长不是少数。一位家长如此评价激烈竞争的态势:在一线城市,每个孩子背后都站着两个“高智商”的父母,他们刚刚奋力在大城市中拼得一席之地,因此不能接受孩子的未来可能“比自己混得差”的现实,每个家庭都面临“不进则退”的紧迫感, 只能咬牙向前。

家长的焦虑直接反映在如今的师生关系中。南京某小学教师葛芸(化名)以微信群举例说,一方面是群里家长对老师“热情过头”,哪怕是正常的布置作业,都有大批家长回应:老师您辛苦了!老师太棒了!老师注意身体!另一方面又是家长带给教师的巨大压力。“孩子受欺负了要找老师兴师问罪;孩子做值日,家长要来帮助扫地倒垃圾;动辄@老师,要求关照孩子冷暖、吃饭;孩子考得不好,又要求我们开小灶补课……”


丨生活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,还有明天的挫折与困苦

3岁孩子的父亲陈先生一开始主张尊重孩子的想法,支持孩子各种看起来“不靠谱”的探索尝试。然而,随着孩子慢慢长大,他注意到西方教育理念“水土不服”的问题。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主张管教不同,西方理念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,认为只要有爱、自由、沟通和鼓励,孩子自己就会顺利地成长。这些理念看起来十分美好,却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,孩子散漫的个性和“自我中心”的习惯令他备感担忧。

“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,问题将更严重。”一位小学家长说,身边无数经验证明,孩子上学第一天将是“自由与爱”教育观念的终结。小学入学半个月后,几位幼儿园时期的小伙伴彼此想念,家长们就搞了一个聚会。“不问不知道,一问吓一跳。”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上了附近一所知名小学,不仅每天要写大量作业,家长也要深度参与。自己孩子的小学是一所普通学校,一年级不留作业,孩子回家就是玩。

这位家长说:“就在那一瞬间——在其他家长讨论该买哪本课外练习册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落后了,愧对自己的孩子。”“进入不同的小学,果然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。若干年后,孩子们的知识积累、学习习惯必然拉开巨大差距。”他决定,周末就给孩子找附近的辅导班。

虽然“自由”、“尊重”等观念受年轻家长青睐,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坚持。一位坚持小学期间不让孩子上课外辅导班的父亲认为,小学可以释放孩子的天性,但中学阶段应该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。毕竟,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,生活都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,还有明天的挫折和困苦。

“读懂焦虑:对社会进步的期待”

---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(之二)


丨细说焦虑:深层次因素是社会压力

焦虑来自于对比——别的学校有,别的孩子在学。南京市第三幼儿园的家长余先生说,自己越来越害怕跟其他家长聊天,他已经给女儿报了美术班和英语班,未来还打算报一个幼小衔接班。“原本觉得孩子负担够了,但是跟其他家长一交流就会发现,有的孩子在大班就已经开始学习写字甚至是硬笔书法,理由是上学后考试能比别人快一点。这样比较下来就会莫名地担忧,别人学你不学是不是就会落后了。”

别的学校有,别的孩子在学,这是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。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,说白了就是攀比,有时候家长甚至没搞清楚自己在焦虑什么,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,把正常的学校教育过程妖魔化了。然而,焦虑的家长总能在“对比”中发现落差,千方百计抢先出发;总试图领先于人,而担心屈居人后。于是,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,家长们不断给孩子增加重负。

焦虑来自于选择——学和不学,就在一念之间。选择买房或交择校费,还是选择优录?选择A校的幼小衔接,还是选择B校的俱乐部?选择高中出国,还 是选择国内高考?不夸张地说,中国家长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选择时,之所以“举轻若重”,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,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某一种现实,而是在选择未来。

南京白领齐亚萍在给孩子选择培训班的过程中感受到,某种程度上,做父母的每一种“加码”都是希望给孩子的未来增加多一点的选择权。“既然做了选择,就要全力以赴,不给将来留遗憾,但放到孩子身上,常常又会很矛盾,对处在童年的孩子来说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?快乐和学习之间如何平衡,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难题,毕竟童年只有一次。”齐亚萍说。

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——进不了前100名,这辈子就完了。除了极少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,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, 且不分群体。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: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,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,而寒门难出贵子。教育焦虑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是: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。

殷飞认为:“从这个角度来说,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,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,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,结局也会不一样。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,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,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,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,稍有不慎就往下滑。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,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。从根本上看,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,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。”

对广大寒门学子来说,教育焦虑更多是一种“纵使命运不公,我也无法不用尽全力”的酸楚。高校农村学子比例长期偏低,一些农村学子直接放弃高等教育,“读书无用论”早已在农村蔓延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为,部分农村家庭功能缺失,父母外出打工,农村教育独木难支;大城市以户籍为主分配 教育资源,随迁子女难以接受优质教育;二流、三流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贬值,使农村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报。


焦虑情绪的社会“大环境”是怎么构成的

压力之下,不少家长都把“拼孩”变成了一项艰巨事业来完成——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,再到重点大学。家长们相信,一路的优质教育是孩子优质未来的保证。问题是,谁又能保证失落的不比得到的珍贵?这些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?

“面试的时候,我问孩子你最喜欢什么。她冷冷地说,英语课。我给她一颗巧克力,她看了一眼就交给了身边的母亲。”上海某知名小学校长曾向记者感叹,现在的孩子不快乐,甚至常常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,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对他们进行某种“测试”或“评价”,他们只好努力去成为父母渴望他们成为的 那个孩子。一位家长则无奈说道:“谁愿意给孩子那么重的负担,问题是大环境就是这样。”

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周忆粟认为,中国的亲子关系,以家庭为单位来传递各种资源。目前70后、80后家庭大都是4—2—1/2的家庭结构,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,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两个孩子身上。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。

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。“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,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,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;孩子则是家庭向更高社会 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。”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表示,对“下坠”的恐惧促使他们坚信“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”的理念,如果难以做到,就会患得患失,比如反对异地高考,反对高考减招等。与富裕人群相比,中等收入群体认为自己的孩子最输不起,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。

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,超过六成沪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超过15%,其中56.8%的家庭这一比重在16%至30%。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争先把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,不惜负担每年超过10万元的学费。

人类学家项飚曾用“蜂鸟”形容北上广的年轻农民工群体。其实,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也如同蜂鸟,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,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。在“悬浮”状态中,或许只有不停地“振动”或者奋斗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。


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

前不久,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秀兰的署名文章《底层放弃教育,中产过度焦虑,上层不玩中国高考》在微信朋友圈广受热议。文章提出“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”这一教育价值的反思性问题。其核心,仍是教育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。

文军教授认为,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,大学毕业生的一纸文凭,就是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。到今天,高等教育的扩张降低了文凭的交换价值;经济高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积累起一批社会精英,他们将优势和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。“从社会发展内部规律看,资源日渐集中,社会流动性降低是正常现象。”

然而,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功能不容改变。这就需要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,更多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,教育的评价、选拔机制更加科学,能够关照每个人的成长、成才。

在上海,持续多年的“委托管理”,使大量农村教师队伍专业水平、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,使农村学校出现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现象。在城区,正视校际差异和“择校”现象,自2015年起推行学区化、集团化办学以增加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;此外,全市分批推进“新优质学校”建设,实 行“绿色指标评价”,在改变学校育人方式的同时,引导家长逐渐放下功利和焦虑。专家表示,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犹如“大象转身”,不可能一蹴而就,但“上海经验”值得坚持和推广。

《小别离》剧中,三位小主人公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中考。最近,教育部出台中考改革方案,旨在通过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、完善综合素质评价、改革招生录取办法、取消特长生加分等四大举措,克服“唯分数论”,实现招考从“招分”到“招人”的转变,可谓直面家长的教育焦虑。

吴遵民认为,必须看到,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,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求学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,他们同样需要更优质、多元的教育资源。 “高校专项计划等‘高考扶贫’举措并非长远之策。高考改革如何运用综合评价,使其体现农村生的特殊品质;自主招生制度如何优化,给没有光鲜证书的寒门学子 更多机会,都值得深思。但最根本的,是要完善‘教育扶贫链’,补上农村教育的欠账,才能避免贫困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。”吴遵民说。

焦虑越大,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社会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,但将社会“减压阀”和流动“调节器”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,也不可能。因此,有专家也指出,根本性解决教育焦虑的密钥在教育之外。只有社会的开放公正,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是靠德行、知识与能力,而非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等“先天因素”,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落地,教育的价值才能最大彰显,教育的功能才能以人为本,教育的实现才能日益多元。

版权归原作者所有

内容来源:半月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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