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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科学的纯真年代成为过去式?  

2015-08-08 12:01:27|  分类: 美文引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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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易法客法律咨询服务

科学的纯真年代成为过去式?

   [摘要]纳粹的科学家,当然有“爱国”的动机,甚至有邪恶之心,但是,如果他没有一点对科学的纯真性的话,对不起,无论崇高,还是邪恶,这些“外在利益”一定无法让他攀上科学的巅峰。

【编者按】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、政治系教授刘擎共聚首期“腾讯思享会·海上文化谈”,三位学者的对谈从艾伦·图灵自杀吞食的毒苹果与苹果公司的LOGO是否有关系说起,谈到艾伦·图灵的科学贡献:图灵测试与人工智能、破译德军的密码。那么,为何图灵能做出如此大成就?以下为部分实录:

科学的纯真年代成为过去式? - shengge - 我的博客
 

中国人从小就被剥夺了对科学的好奇心

许纪霖(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):近五年来,我已经不记得有哪部片子看了以后,像《模仿游戏》那样让我感动,久久无法平静了。片子是根据《如迷的解谜者:艾伦·图灵传》改编的,我要告诉大家,传记要比影片更精彩!作者霍奇斯是牛津大学数学教授,他也是一个同性恋者,对图灵的悲剧人生感同身受。一个数学家写出的传记不仅不枯燥,而且很生动,文字清丽,更让我惊讶的是,还很深刻。这个深刻不在科学,而是对政治、社会和人性的理解。

传记里面引用了图灵的一句话,“我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,除了真理”。科学家究竟意味着什么?科学工作是很艰辛的,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科学家几十年如一日从事前景未卜的研究?即使你动机崇高,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人类、或者动机卑下,为了出名、为了赚钱、为了升等,这些动力不管道德上是高是低,都是外在的、功利的。为外在的功利所驱使,最后可能有小成就。但一定达不到像图灵这样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大事业。

美国大哲学家麦金泰尔提出过一个“外在利益”与“内在利益”的观点。所谓“外在利益”,指的是一个人从事某个事情的时候,驱使他的是一些比较外在的、功利的动力,比如名利、成功、或者为国家和人类作贡献。但为外在利益所驱动,很可能持久不了,一旦你发现做另外的事情可以更迅速、更有效率地实现“外来利益”,就立即会改行,人都是有“工具理性”的,总是会本能地寻找实现目标的最佳捷径。但“内在利益”就不一样了,在从事某一个工作的时候,所要追求的是唯有这个工作能够给他带来的内在的快乐、幸福。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有内在价值的,无可替代,金不换,与功名利禄、贡献国家等各种外在的功利动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就是喜欢了,迷上他了,不要与我讨论成败如何,我在所不惜,乐在其中。这就是“内在利益”。

我们可以发现,无论在科学、还是人文领域,或者体育、艺术事业,大师级的人物都有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一种超功利的迷恋,有一种在凡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傻劲。图灵说他只对“真理”有兴趣,这个“真理”未必是人类的大真理,而是他从事的这个事业的小真理。简单地说,就是为求知而求知,有一种好奇心,就像一个孩子迷恋玩具和游戏一样。优异的科学家往往都有一颗童心,有一种对世界的好奇。

图灵身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好奇心。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科学奖得主?为什么出不了图灵?恐怕从孩子时代起,我们的好奇心就被剥夺了,被各种各样的“外来利益”和功利目标所摆布了。今年世界数学奥林匹克大赛,美国击败了中国拿到了冠军。以往的常胜将军都是中国的中学生。但令人诡异的,中国却不是数学大国,大部分在奥林匹克得奖的高中生考大学的时候,都回避数学系,不愿从事数学事业。为什么?因为他们缺乏“内在利益”,整天为了比赛的胜利,被动地做习题,对数学烦透了。他们只对保送清华北大有兴趣,对数学没有好奇心了。

功利或邪恶的动机也可能做出伟大成就

刘擎(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):我知道纪霖的观点,他相信追求一个事业,最高境地应该是追求内在的价值:也就是说,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,才能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,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、为真理而真理,而不是为了工具性的或功名的目的。作为一种理想情怀,我也认同这个看法,因为这秉承了一种纯粹的追求真善美的境界,这样你心无旁骛,最终可能会获得伟大的成就。但这多少是一种劝人为善的理想情景。在现实图景中,功名或者其他动机也可能造就伟大的成就。比如文学家中,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,可能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家之一,但他的写作动机很大一部分是功利了,就是为了还债,因为他赌博、酗酒,欠了不少钱,必须在报纸上连载小说,最后那些小说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。所以,总有例外的情况。对图灵而言,他是不是只是出于科学的求知精神而完全与国家利益无关呢?在传记中作者提到过,图灵的确说过,在德国这方面那些编制密码的人,和他们英国解码的人,在精神气质上没什么不同,但传记作者也加了一句,在跟朋友的辩论中,图灵最终还是被说服了,他们和德国人有所不同,这里涉及到正义问题。

江晓原(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):是有这个细节,最后就是靠着那个人,他们两在敌对的状态中交了朋友,所以才获得了某种信息量。

如果大家看好莱坞的电影,看得多了,你就会看到,在今天好莱坞的电影里,大部分科学家都是负面形象,很多科学家被描绘成非常邪恶的,非常坏的,或非常愚蠢的。在科学上面做出伟大成就,许教授说的,追求某种纯真的东西能做出伟大成就,我觉得这是能做出伟大成就的途径之一。抱着某种邪恶的动机也可能做出伟大的成就。做出伟大成就的动力是多种多样的,这个我们得承认。那些为纳粹服务的科学家,希特勒的原子弹差一点也要造出来了,如果造出来了,那算什么成就?那些人为纳粹服务,你说他可以说是纯真吗?所以我觉得许教授把图灵想得太好了。

许纪霖:纯真性不是一个道德的判断,图灵和顶尖知识分子,无论是科学家、作家还是人文学者,只是对他所从事的那个领域,有纯真性。纯真到成为一种信仰。我记得沈从文说过:“文学之于我不是兴趣,而是信仰”。纳粹的科学家,当然有“爱国”的动机,甚至有邪恶之心,但是,如果他没有一点对科学的纯真性的话,对不起,无论崇高,还是邪恶,这些“外在利益”一定无法让他攀上科学的巅峰。

与资本结合的科学已告别了纯真年代

江晓原:那全是你的想象。对科学本身抱着美化的想象,所以就觉得科学的高峰一定是一些高尚的人才能攀上的,其实不是这样的。科学家的纯真性,不一定是道德高尚的,也不一定是政治高尚的,只是在专业上有纯粹趣味而已。

而且今天科学和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,很多科学家,其实他们心里小算盘早打好了,这个事情搞出来肯定可以挣大钱,但是他嘴上不说。他嘴上说我就是要追求真理,你们为什么要设定什么法律来限制我?比方说不让我搞克隆人,不让我搞基因工程?我就是追求真理。其实他背后计算好的,如果搞出来,我可以挣大钱,但是他们不说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完全相信科学家这些听上去非常好听的话,他们装作特别纯真的样子。

你们要知道,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很多年,我所有的学术头衔都是在中科院获得的,所以我对科学家还是很了解的。我们对科学家,以前确实想象得过于好了,以前曾经有过,我有一个论断叫做科学已经告别了纯真年代。以前科学在纯真年代,他们真的符合许教授的想法,但是这个年代已经过了,现在他们跟资本结合在一起,就不是纯真年代。

项目就是科学家的一切?

许纪霖:我们的江教授不幸生活在中国,在中国的科学界!前几年我看到有一个说法,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,一种叫科学家,还有一种叫中国科学家。科学家从事发明创造的动机无非两种,一种是为求知而求知,还有一种是转化为可盈利的产业。但中国的科学家既对求知无兴趣,也无意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,他只是为了拿课题。这个项目做成之后,为的是拿更大的项目。项目就是一切!体制也是如此考核科学家的。

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段采访,崔琦是美国华裔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,记者问他:”崔教授啊,你每天泡在实验室里,一定很枯燥、很辛苦吧?”崔琦憨厚地一笑:“没有啊,我每天早上进实验室,都带着好玩的心情,不知道今天的实验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,有很快乐的期待。”你看,能够拿诺奖的科学家,只有到了这个境界,以一种游戏的态度、好玩的态度去从事研究,才能玩出大的动静。说到底,科学家要有童心,要有游戏的精神,小孩子玩游戏哪有功利的,只是快乐,只是为了玩。不要说科学,我所从事的人文研究,最高境界也是游戏,是玩出来的。

一般人都以为做人文研究很容易,很快乐,只要读过博士的,都知道,这个过程就是炼狱,有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,真想逃避,一走了之。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,还是在大学读研究生,我的室友、经常去与女孩子跳舞,邀我一起去。我都谢绝了,埋头写作。有时候写不下去了,望着天花板,也想放弃。是的,图什么呢?名誉、稿费?都是虚无缥缈的,你写出来,还不一定出版社愿意接受呢。但真正让我坚持下去的,还是那种好奇心,要破解历史、政治和人性秘密的好奇心。如果靠那些“外在利益”鞭策我,早就去从事其他行业了,我的同学中有律师、有经济学家,我又不笨,干哪行都要比做学者回报来得快。但我知道,只有做研究,才能满足我内心那份兴趣,不,是信仰。

我们三位都是八十年代之子。1980年代,是中国的纯真年代。但这个纯真,如今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。

当然,要有大成就,除了好奇心以外,还要有好胜心。既好奇,又好胜,是最佳的状态。

好奇是古希腊的精神,为求知而求知,好胜是斯巴达精神,一切为了胜利。学术是贵族的事业,是闲暇的产物,所以体制要给学者们自由的空间,让他们在没有外在压力之下发挥自己最好的状态。好胜心也能逼出状态,但这种状态假如没有好奇心做底,外在动力假如没有内在兴趣,可能持续不会长久。斯巴达精神赢得了现实,赢不了未来。人类历史当中,希腊文明留下来了,斯巴达文明却消失了。

江晓原:这是你的信念。许教授说的,我补充一点,你也不要把中国科学家想象得太坏,就像你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想象得太好了,我们中国今天的科学家群体跟美国科学家群体没有什么差别。如果说他们这个群体有毛病,大家都有的。如果说这个群体有崇高的人,那大家也都有的。所以,现在这个差别已经很小了,那种分成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这种说法,对中国科学家是不公平的。

刘擎:我觉得许老师的观点有一点反讽之处,他似乎是说只有你不为功利而奋斗,你最后才能“玩得大”,所以最后的目标还是指向外在的成功。你不为功名反而会得到更大功名。实际上提倡“为艺术而艺术”或者“为科学而科学”,最好的理由不是你因此反而会有大的成就,而是说即便你不成功,你也会从这种工作中获得乐趣,甚至幸福的体验。

科学和人文研究都是风险事业

许纪霖:从事科学和人文研究其实都是一项风险事业,风险越大,收益也可能越大。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其实都是很平庸的,其实是一种隐形的失败,只是当事人(研究者)和投资人(国家)不愿承认,自欺欺人而已。

但科学研究要能够容忍失败,不是提倡必定成功的平庸项目,而是鼓励那些风险大、成就也大的项目。这就像风险投资,十个里面有九个颗粒无收,一个成功已经不得了,大赚特赚。这就像投资阿里巴巴的日本软银集团老板孙正义,他投资了很多项目都失败了,但只要一个阿里巴巴成功就可以了。

但如今中国的文化和研究体制却是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,失败就是耻辱,失败就被人看不起。我们崇拜状元,崇拜老大,崇拜强者,但对失败者缺乏应有的尊重。这与艾伦·图灵和今年去世的博弈论创始人纳什的生存环境很不一样。那个环境容许失败,尊重失败者。而我们这里是只认成功者,那谁还敢去冒险、创业、从事风险极大的顶尖创新研究?体制与文化的环境逼迫科学家去设计保证成功、却未必有大的突破价值的项目。所以,我们可以有马云、马化腾,却没有图灵,没有纳什。

 来源:腾讯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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